本系邀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徐進鈺特聘教授談經濟特區的形成與矛盾：兼論方法論的結構/解構主義

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徐進鈺特聘教授於加州博士克萊大學地理系取得博士學位，是一位政治經濟學者。主要研究為針對東亞的積累策略與國家計畫進行變遷考察，特別關注台灣這種東亞發展型國家在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影響下的國家／空間的轉化。徐教授的研究興趣與教學重點鎖定在資本主義下，多變的地理面向。特別是技術變遷與全球化下，社會-空間的再結構歷程。

2013年起徐老師開始探討東亞國家中盛行的特區計畫（zoning project），當中包含：早期初級加工的「加工出口區」，之後升級的科學園區，一直到2000年之後新型的自由經濟區（或自由貿易區）。

徐老師首先表明，本次演講談的「區」與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不同：這裡談的特區涉及主權，是在境內透過制度劃界並給予一種特殊而類似境外的治理模式。

愛爾蘭的Shannon是全球第一個特區，該時僅有自由貿易功能，沒有涉及加工。直到戰後英美國家的製造業外移到開發中國家，產生新國際分工以後，特區逐漸開始有加工的功能。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在1980年全世界大概僅有不到三百個加工出口區，而大約在三十年以後，成長到約三千多個加工出口區，當中有70%集中在開發中國家。換言之，這些類似境外治理模式的「區」越來越普遍化。成立特區的目的，首先是作為國家銜接國際的門戶，其次，相對來說，特區具有較便宜的土地與勞動力等，又得享免稅等措施。隨著時間愈來愈多人認為，特區重要性在於特區具有示範的效果。

雖然多數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普遍的開放，但是中國學者王愛華認為，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利用少數的這些特區，做為改革開放的實驗點。特區的成立經常是一種妥協，當國家一方面想要推動自由化，而另一方面又面臨國內產業保護需求與產業轉型困境，則會利用這種方式進行改革。特區對於推動國家全面自由化而言，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呢？反對的人認為，特區減慢了國家原本自由化的進程。但另一派的人認為，特區是一個示範區域，他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廣全面的自由化，特區僅是一個過渡期。就實際情況來看，東亞國家的特區往往是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他必須銜接上全球的生產網絡，尋求產業升級，這個特區才有可能發展成功。若純粹是開放、自由化，並不意味特區的發展一定能成功。

目前針對特區的質性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兩種思維：結構與解構主義。結構主義認為凡事都有實體，而實體會影響其他因素並產生一個結果。如因為自由化，政府對於土地的管制開始放鬆，導致部分的土地財團形成結盟。另一種思維是所謂的解構主義，或者叫建構論。建構論認為我們所看到的許多現象，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被特定的因素所建構被論述，這個問題或現象才成立。比如今天台灣的社區營造，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敘述一個故事。

建構論與解構論如何影響我們看全球化呢？傳統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全球化是存在的，且可以用各種指標證明全球化，包含：跨國之間的貿易、投資等；但是解構主義認為全球化是被說出來的，我們事實上是透過許多對於全球化的敘述，進而靠想像去認識全球化。建構論與解構論又如何影響我們看待特區呢？傳統結構主義者可見Neil Brenner在2004年寫的〈新國家空間〉。他認特區是為了透過state strategies去帶動國家發展，換言之他認為這些元素都是實際存在的，並在全球化的作用底下，給予某一些元素一些特定的地位，也就是特區。而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地理學者Jones，他用的字眼叫「選擇性」，他也認為空間裡面的元素都各別存在，但是國家為了某些戰略去選擇一個地點並劃設特區。

在經濟地理學當中另外一派解構論學者，例如著名的Cameron和Palan，他們認為全球化要能夠被實現，是因為我們不斷地用一些想像，去創造一些實際上不一定存在的元素。他們認為全球化是要透過想像，去區分境內與境外。而這兩者不見得是一個真正的邊界，而是透過論述去區分，使得在領域內的某些交易可以被視為在境外。換言之，在這樣的思維中，特區的概念是被想像出來的。

最後，徐老師引用人類學家Anna Tsing的摩擦來解釋他如何看待特區。相似於解構論的思維，徐老師認為特區就像摩擦，它是一種障礙。但是，沒有摩擦力的話，人則不可能往前進。特區之於全球化與自由化來說，事實上就是一種摩擦與障礙，它使得全球化的進程變慢。但是，假如人類追求一個自由化、全球一體的烏托邦，則特區就是走向這個烏托邦的摩擦力。因此徐老師認為如果沒有特區，全球一體則難以達成。